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会选择文科吗

文科有几卷?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女性教育的优势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女孩被父母以类似于男孩的计划和期望安置。

这些在中上层家庭长大、文化资本高的“文科女生”进入社会后,发现自己在学校的优异表现和家庭投入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财力并没有转化为平等的利益。

所以,现在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份6000元的工作,需要20年、几百万的时间去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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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弃儿”

陈楠一天的开始是揉揉眼睛,给他的微信号发几条信息。“姐弟俩给水杯加水,整理好药包,出门前喷上驱蚊水,并提醒他们吃维生素。给你弟弟打包足球和钢琴曲。”打字时,混乱的思绪逐渐清晰。和她一起住地下室的保姆阿姨早在5点半就起床了,楼上传来微弱的锅铲撞击声。洗完澡后,早上7点半,陈楠小心翼翼地上楼去叫醒还在儿童房睡觉的两个孩子。他们今天要穿的衣服放在床尾。这是陈楠昨晚叠的。

从早上7: 00到晚上12: 00,发给自己的聊天记录拼凑了陈楠在的生活。首先,她会充分描述要完成的事情,并用星形图案标记出来。后来只有零散的字,越来越多的三个感叹号连在一起。除了“姐”和“弟”,新闻里的人有时候还有“李阿姨”“母子”“奶奶”。

在南方这个一线城市,陈楠是个家仆。她和保姆、司机一起,负责照顾雇主家的两个孩子。

"主要任务是陪孩子们上兴趣班。"陈楠说。姐姐有额外辅导,光英语就有外教课,听力和阅读。兴趣班包括舞蹈、瑜伽和钢琴。我弟弟在画画、编程、游泳、攀岩和羽毛球。7月暑假期间,姐弟俩最多一天要上三个补习班。每节课两个小时,确定的12个小时划分了陈楠忙碌的一天。

12个小时过去了,同样的沉重和琐碎蔓延开来:前一天晚上,她不得不帮助孩子们准备必要的材料,比如练习册、课本、足球、钢琴曲、水杯、食物和必要的药品。早上上课前,她会帮他们叠好床,配好衣服,然后监督洗漱和早餐。在和司机接送孩子的路上,陈楠给孩子们播放英语故事。

回家后,把足球等物品放回原处,把脏衣服洗干净脱水后,她开始带领孩子们在iPad上打卡:姐姐要完成额外的课和额外的中英文阅读,弟弟要打卡下棋和游泳。每次打卡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打卡结束一般都是晚上9点。她会和保姆一起给孩子洗澡,帮姐姐涂乳液、精油、抗过敏药膏。玩了一会儿,每天都以看绘本和睡前睡觉结束。

孩子上课的时候,陈楠还是不能放松。记得陈楠有一次被雇主问她:“我妹妹怎么样了?”她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事后,司机悄悄给了她一招。“如果你录个视频发给他妈妈,她肯定会觉得不一样。”从那以后,每次上课,她都站在窗外,隔着玻璃看孩子和老师的互动。然后给自己发关键信息给妈妈反馈:

“哥哥羽毛球课,教练说整体不错,所以多注意拍姿。”

关于工作,陈楠很少和朋友聊,收到的反馈大多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是给别人端茶倒水吗?”。在父母眼里,这也是一份“不体面”的工作:我女儿学历高,但最后却做了佣人。

陈楠毕业于北京某“985”重点大学社会学系。在此之前,她一直是“另一个家庭的孩子”。

2019年6月大学毕业后,陈楠的社会学系大部分学生选择了考研或者出国留学。除了少数继续学习社会学的人,学生已经转向金融、市场营销或翻译专业,只有不到5个人进入了这份工作。陈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工资只有不到6000元。她入职后,工资只增加了1000元。

父母认定这是一份“不为别人准备工作”的工作,于是建议她回河南老家考公共事务。但陈楠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和她同龄的同事都和她差不多,包括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或硕士生,甚至还有海外名校的留学生。

"虽然我处于危险之中,但我的工资比以前高得多。"陈楠对现在的工作做了简要的评价。

学历高,工作难找,工资低。另一位社会工作专业的女生伊丽娅,感受到了比陈楠更强烈的冲击。2019年6月,亿利亚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位列QS世界大学前十名。出于就业压力,大学期间,班里的男生断断续续转学到就业前景较好的其他系。我毕业的时候,班上只有三个男生。毕业三年后,只有两个学生从事社会工作。

在社工发展潜力最好的城市广州,一线社工平均工资为4240元。“所有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是当地的女孩。没有赡养家庭和提供住房的压力。我也非常支持男生转系的决定。”伊丽娅记得大学老师是这样告诉她的。

回国后,依利亚在北京做了半年的媒体实习生,2400元的月薪连月租都付不起。加入公司后,她从老板那里得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正在和她竞争这次实习机会。她离职后,内容编辑岗位的实习生来自常春藤盟校哥伦比亚大学。

和陈楠、伊丽娅有类似经历的高学历文科女生不在少数,她们是教育的受益者。这些女孩大多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她们在接受教育期间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他们花费巨资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很多人出国深造。仅在中国,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女研究生比男研究生多了近7万人。

然而现实中,他们学历高,却无法掩饰自己的失落。他们专注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就业率低,工资远低于理工科。根据Max 2019年的数据,毕业半年后收入最低的前10个专业中,有8个是文科专业。对于受益于教育的文科女生来说,在现实中很难将优秀的学术资本转化为可靠的收入。

工作少,工资低,竞争会长期白热化。文科女生是内卷的核心。与传统就业率低的专业如社会学、人类学、哲学、艺术等相比,就业路径清晰的女生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2021年4月9日下午3: 00,张伊凡连线视频,在北京字节跳动渠道运营岗与另外两名竞争对手开始第二轮小组会议。

面试官用英语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一帆第一个自我介绍。墨尔本大学拥有专业会计和商法双硕士学位。他以优异的语言成绩毕业于211重点大学经济学专业,在大学里社会表现活跃,有财富500强企业财务分析岗位实习经历。张伊凡承认他的简历不算太差。然而,随着最后两个女孩的发言,一帆为数不多的自信消失了。

第二个说话的女孩也是国际学生。她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就读于国内财经类大学中排名较高的国际商务与经济大学。“大工厂重视本科教育”,这是张伊凡想出来的。分心几秒钟后,他的心沉了下去。

高中以来最后一个去美国读书的女孩。虽然本科学历在这次面试中不占优势,但她一点也不怯场,“有留美学生的特点”,被张伊凡总结为“大胆、开放、善于表达自己”。在美国,这个女孩有在三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的经历。其中一位是业内知名人士,面试官有熟人在那家公司工作。他们在那家公司谈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话很热情,气氛也很融洽。

这是一帆的第八次小组会议。自2020年10月硕士毕业回国以来,她断断续续提交了50多份简历,包括美团、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大公司的会计、运营岗位,宝洁、达能、卡夫亨氏等国际快销产品的管培生,以及“国际四大”“本地八大”会计师事务所。

在之前的采访中,一帆重点介绍了自己的语言能力和留学经历。但是经过几次见面,一帆发现90%的参与者都有海外硕士学位经历,而且几乎都是重点大学。半年的求职是一个慢慢被锤的过程,唯一收到的offer来自排名前八末尾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拿到工作机会前的第三次面试结束时,另一位求职者问面试官他的工资是多少,“6k。一开始会很辛苦,但在这里工作会成长得很快……”还没等面试官的话停,一凡就看到提问的女生不加掩饰地撇了撇嘴。

“她的反抗是如此明显,即使她发出邀请,她也不会去。可能是这样发给我的。”王一凡说。

南开大学金融系的杨毅也与王一凡同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2020年上半年,她参加了华北一家没有领导班子的经纪公司的面试。除了她和两个同学,还有十几个人毕业于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当面试官抛出一个话题时,“大部分参与者会很快在脑海中形成清晰的逻辑框架,并自由表达出来”,面试过程得到快速简单的推进。

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杨毅投递简历,在行业十大投行实习。比如这次面试的竞争程度,在她看来就是常态。半个月后,经纪公司的退稿信被淹没在惯常的失败中。经过两个月的自我怀疑,杨毅不再迷恋投行这条线。现在,她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工作,月薪6000到8000元。

“杨很努力,成绩和实习经验都很扎实,没有输男生。”杨翻译的硕士研究生说。金融行业的主要职位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男性的偏爱。在金融界,雇主甚至不会掩盖性别歧视。很多大中型经纪公司会在投行等高薪前台岗位的学校招聘中注明只招男生,或者虽然不清楚,但没有女生能通过面试。谈起“金融女性”的就业前景,继续在南开攻读博士学位的小昭有些无奈。

在正在进行的面试中,一帆雅思7.5分的英语能力并不突出,每个人的表达都清晰、流畅、有条理。这场比赛让一帆始料未及。面试前,她向实习期间的导师询问情况。导师承认,渠道运营是互联网巨头的边缘岗位,工资低,几乎不需要学什么。他没有推荐它。在这次采访中,王一凡希望被用作担保。

最后面试官问了一个逻辑思维的问题,另外两个考生反应很快。王一凡一时想不出答案,只好静静地听别人说。她脸上的笑容像刺绣,针线钩贴在皮肤上挂在脸上。房间里的空气变得沉闷,她感到喉咙发紧,有些人无法呼吸。

四点,面试结束。一张帆沉入沙发,一动不动地站着。疲劳和虚弱沿着窗外的光线覆盖了她的全身。为了不影响她的面试,我妈在卧室里呆了两个小时,没有任何动静。一帆以为和妈妈散步回来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了卡夫亨氏的电话,聊了半个小时。挂断电话后,她妈妈一脸惊讶地看着她。没多久,她就听到妈妈叫她朋友:“帆船运动太厉害了。当你拿起电话,你可以说话。都是英文的。你可以自信地说!”

想到母亲这半年来的照顾和她可以预见的失败,一凡的鼻子变酸了,她突然想扑进母亲的怀里大哭一场。

高等教育的“幸运”。

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一帆是一个受益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幸运儿”。过往的日子在一条宽阔而有规律的河流里流淌:从城市的重点小学到城市最好的初中和高中——流向是确定的,没有波折,也很少崎岖。

一帆口中的文化资本理论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认为社会中的主导阶级会将自己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转化为文化资本,并将其融入子女的学校教育中。他们的孩子继承了这种文化资本,更容易融入其中,取得学业上的成功。

27岁的王一凡出生于山西临汾。他的母亲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在银行工作。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2018年2月至2020年10月,在澳大利亚留学两年半后,一帆的家人为其支付了约60万元。60万元可以用来总结硕士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而成长过程中更详细的金钱和精力支出,不能简单用一个数字来衡量。

王一凡嘲笑自己是“补习班专家”,她去过临汾任何一家有名的补习班。从小学开始,我开始在一帆上英语学校。每个周末,妈妈都会带她去梦幻双语学校,李阳疯狂英语和剑桥英语。在高中文理分科之前,我妈会邀请导师给她辅导物理和化学。同时要上兴趣班,从国画、书法、民间舞到钢琴,什么都学,什么都懂。

2005年,新东方在山西太原设立学校。每年寒暑假,一帆都会参加新东方的训练营,初中大多在太原,高中在北京。班级报名费用从5000元到1万元不等。在王一凡的印象中,这并不贵。最贵的网络课程是北京四中的网络课程,是我妈大一大二给她报名的。所有的在线课程大约花费4万元。线下,高考前参加了一个著名数学老师的私人补习班,一节课就超过了1000元。

这种高输入会产生显著的反馈。一帆提到了2013年高考的数学,补习班老师拿下了好几个考点和一个很大的原题,这让数学最弱的她高考考了128分。尖子生的标签总是伴随着一帆,这也让她享受到了相应的“优待”:老师的关注,班委的任命,同学间的好人缘。

况且一帆性格开朗自信,朋友都说一帆“仁义勇敢,助人为乐从不吝啬”。类似于学业优秀,这种性格的培养也是有迹可循的。布迪厄在《区分》中提到,中产阶级孩子身上看似舒适的东西,其实是在家庭文化资本中以无意识的方式生成的。不知不觉中,他们获得了知识储备、审美秉性、合作精神、自信和优越感。这些“习惯”首先发生在家庭,然后在学校得到强化。

中产家庭出身的高学历文科女生,大多和一帆有交集。然而,与一帆广泛的课外辅导不同,文化遗产在深圳女孩阿拜的家庭中以更微妙、更间接的方式传递。2014年,22岁的阿拜从华南某211重点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往返欧洲,曾在芬兰、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城市学习。两年后,阿贝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2018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继续攻读艺术博士学位。

阿贝对教育支出的概念很模糊。“每次出国前,父亲都会给我一笔钱让我出国。有时多,有时少。但很少超过5万。”

在奥地利公立大学学习是没有学费的,但作为一名艺术生,除了国际学生的常规住宿、交通和生活费用外,Abey还需要参加各种文化活动,还需要策划和做艺术项目。虽然大学会给学生一些支持资金,但不能覆盖所有学生。大致来说,在欧洲呆几年的费用不能低于40万。

至于从小到大的兴趣班,她说:“你能想到的我几乎都学会了。”我父亲是医学博士,也是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我祖父去世前是一所学校的校长。阿贝的文化教养甚至不需要父母的自觉教化。她学习小提琴、象棋、书法和绘画。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她最熟悉的就是坐在爷爷的书桌前,听他讲故事,和他一起读书。

所获得的知识以及对音乐和艺术的培养实际上巩固了文化资本的形式。作为一名文艺活动家,由于文化课成绩优异,高中四年级的时候,阿贝在班上名列前十,学校安排她去北京学习美术。

阿贝评价自己是一个主观性强、驱动力强的人。很多时候,父母扮演着帮手的角色。另一方面,她也承认自己的独立与父母的教育有关。母亲是鼓励爱的教育。虽然父亲是理性的,但她尊重自己选择阅读艺术。

家庭越富裕,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越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他们有足够的钱、资源和知识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发展。除了为孩子聘请额外的辅导班,上流社会的家长也倾向于选修音乐、美术等美育课程,在“鸡娃”成为热词的当下,这种观点不再只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讨论,更是一种社会意识。

除了可量化的经济投入,父母的见解和建议也会影响孩子的发展。杨毅的父母都在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高考结束后,家长们收集了各学校、各专业5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Excel表格。写完作业后,父母基本意识到杨毅的分数可以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

考入南开大学后,妈妈从网上得知南开有复课,鼓励杨毅参加选拔。经过笔试和面试,她名列学院前15名,顺利进入管理与行政复合型实验班。对于一般专业学生来说,四年修满150学分以上才能顺利毕业,但四年修满227学分、3982课时才能毕业。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杨毅获得了两个学位,并被送到南开大学金融系读研究生。

出国前,我妈跟一帆说,60万是她以后买房时存的首付,现在都用来出国留学了,以后家里可能存不了那么多钱。经过20多年的家庭投资,直到女生毕业后,实际性价比才显露出来。

单身人士找工作经常碰壁并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2018年留学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海归潮”加剧,使得海归就业从“黄金时代”逐渐进入“黄金时代”。支付高额留学费用的海归希望通过高薪快速赚取学费。但目前留学生的身份只能作为招聘的“敲门砖”,并不能带来薪资差异。

偶尔,我妈妈会透露她的担忧。一天晚上,妈妈突然说:“我还是希望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忧郁吗?”王一凡疑惑道。“优秀而优秀,富裕而富足,过着富足而富足的生活。”母亲解释着,叹了口气。

要做什么

2017年,李煜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然后去了一所英国G5超级精英大学读比较文学硕士。硕士毕业后,她决定继续申请北美的博士学位。回国后,花了大约一整年的时间准备博士学习所需的考试、相关资料和课题。2020年2月,李宇收到了申请机构的拒绝函,开始紧急找工作。

突然收到拒绝信,李煜陷入无处可去的状态。为了避免自我怀疑,不呆在家里,她抓住了手边最简单、最快的事情——在云南昆明的一家补习机构教英语。

雅思7.5,托福115分英语对这份工作来说并不难。实习半年后,李宇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受疫情影响,出国留学人数锐减,报班人数寥寥。和大多数老师一样,李玉长期缺课,只能拿到一两千的基本工资。

出国留学已经花费了这个家庭大约40万元。李玉不想再向家里要钱了。他只能用自己攒的压岁钱和读书时的奖学金来保证基本开销。情况没有好转。在昆明,她每月需要支付1300元的房租。后来,她的父亲每月会再给李玉3000元,帮助她过日常生活。

李宇最常见的工作就是观察自学——监督学生做题、听写单词、批改试卷、辅导试题。教室正在摇摆。最多十几个学生,两张长桌勉强坐满。至少,只有三五个学生。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时期。李雨下课后无事可做。有时她会突然失去理智。“我上大学时,是一名助教。怎么毕业才能找到正式工作?我还是助教?”

或者文学知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用的。听外国教授的《马可·波罗游记》,读外国文学史,沿着赫尔曼·黑塞的诗意语言踏上悉达多的寻路之旅……这些与文学和谐相处的珍贵日子,如今似乎遥不可及。

2021年2月,李宇辞职。现在,她正在珠三角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李玉说,她打算考编,从事基础语文教育。当被问及理想工资时,她回答说,如果能拿到1万就更好了。谈话最后,李煜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有弟弟妹妹考虑出国,我会从更现实的角度给他们出谋划策,而不只是鼓励他们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像杨毅、李煜这样获得更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工作中对学历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21年,硕士研究生规模在2020年扩招18.9万人的基础上继续稳步扩大。杨毅苦笑着说:“现在文凭太贬值了。”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提出的文凭膨胀现象正在中国重现。

在书中,柯林斯驳斥了“高技能需要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常识,他指出,教育水平的提升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提升工作技能带来的需求,存在“过度教育”。大多数实用技能是在工作场所获得的,而不是在学校获得的。大学的重要性不在于培养技能,而在于颁发文凭的能力。人们渴望获得文凭的象征性价值,以便凭借文凭优势做“脑力劳动”的闲散工作。

对于陈楠来说,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分离更加明显。这项工作包括琐碎的穿衣、交通、陪读和玩耍。每天,她都因为十几个打卡任务而匆匆忙忙。有一天,她在给哥哥拍游泳视频上传打卡的时候,看着那个伸手在床上踢来踢去做游泳的孩子,突然想到了社会学家齐美尔。齐默说,“目标被手段遮蔽,意义被工具窒息,这是现代文明和现代人存在感的突出特征”。打卡,原本只是一种手段,现在已经成为学习知识的唯一目的。陈楠觉得很可笑,很讽刺。镜头里,哥哥还在艰难地抚摸和拉扯,脸上没有任何的快乐和抗拒,只是刚刚画完。陈楠突然觉得有些心疼。让陈楠困惑的是,她还是没有得到回答。从早上7: 00到晚上10: 00,陈楠很谨慎,总是紧张地应对每一次打扰,“给孩子倒杯水”或者“叠衣服”。睡觉前没有给孩子拉紧窗帘,打卡作业时格式调整不正确...这些都是错误。7月30日晚上10点,她在帮孩子倒果汁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冰箱里泡过的中药。“结束了,我又有麻烦了。”她首先想到的是恐慌。直到听到雇主的惊叫,她才注意到玻璃瓶的碎片划破了小腿。

父母还在催她考公,考编制。陈楠只能在业余时间一遍又一遍地读Zimmel。金钱已经全面切入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主体精神日益被前者挤出和压制。齐默的药方是“距离与异化”:主体应该远离和摆脱日益物化的社会现实,回归自己的主观精神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持精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是,对于如何疏远,如何离开,陈楠没有答案。

Abey已经放弃了买房的计划,真正的原因是即使父母给她首付,她也不会还房贷。在阿贝的认知中,“成功不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而是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2019年至2020年,她在珠江三角洲的一家博物馆工作。2020年4月,从博物馆辞职后,她以自由艺术家的身份接手这个项目生活。没钱的时候大多住朋友家,偶尔住一晚80元的空房。生活总有办法。

失眠总是伴随着阿贝。30岁的时候,Abey知道自己不能也不应该在父母的支持下继续做艺术。思想摇摆不定,有时候觉得是时候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了,有时候觉得应该坚持自己喜欢的。在参观了伊莉亚居住的北票出租屋后,母亲开始劝她回家。“至少不用住这么小的单间,连客厅都不用。”

“拥有一个客厅曾经是一种特权。”伊莉亚心脏震荡。她开始用自己学过的东西,思考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学习成绩,房车,工资等等,还有什么可以衡量一个人。思考给人自由。唯一遗憾的是,她永远不应该把花在留学上的30万还给母亲。

“伊利亚人”也有类似的愧疚。一帆说,从小妈妈就带她到处玩。现在,她甚至负担不起带她妈妈去旅行。

2021年7月20日,张伊凡又收到一份报价。税前工资8000元。在深圳,她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的小公寓,租金每月4200元。下周,一帆将被录用。独自蜷缩在陌生的床上,她想起了刚到澳大利亚的那一天。那是南半球的夏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光点跳跃在桉树叶上,像无数叮叮当当的硬币。拿着签证走在柔软的草地上,一帆欣喜万分,她确信未来会有无数美好的日子等着她。

*原文摘自刘洋撰写的《真实故事项目(ID:zhishgushi 1)》的“文科女性中心”。欢迎关注和投稿。稿件一经发表,单篇稿费1800/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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